偈颂一百零三首 其七十四

　　无声是最大的悲哀。辛弃疾《丑奴儿》词中有：”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道“天凉好个秋”几句，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。汪元里此诗的开头，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。其中“愁到浓时“总提，以下分写斟酒、挑灯、看剑、流泪，诗句不再言愁，但愁绪自见。在这种地方，辛词用说话表现，汪诗用动作表现，可谓异曲而同工。又，第二句用辛弃疾《破阵子》词中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的成句，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。只是此诗再缀以“泪痕深”三字，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，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。

　　颔、颈两联，一叹知音少，一抒故乡情，既应题，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，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，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。据《上谷郡图经》，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，以延天下士，遂以为名。又，《乐府诗集》卷四五引《乐苑》碧玉歌者，宋汝南王所作也。碧玉，汝南王妾名。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，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，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，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。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“万叶”，衬托别梦不成，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—-自然，这里的“故乡心”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。写法上，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，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，手法变化，效果极好。

　　末联故意宕开，由抒情转入写景，用梧桐雨、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，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，因而使作者的“浓”愁有充溢寒空、侵凌肌肤之势。

　　李压林《湖山类秘》说:“吴友汪水云出示《类稿》纪其亡国之戚，去国之苦，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。微而显，隐而彰，哀而不怨，歌欺而悲，甚于痛哭。”徽”与“湿”， 隐与彰，本来是互相对立的，但水云(元量号)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，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。就这首诗而言，其中“少知己分”、“空好音护”、“孤馆梦”、“故乡心”等等，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，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—这是此诗 “显”与“彰”的一面。但如果知人论世，稍作进一步的考察，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，则“黄金台”必不甚远，故乡也可“荣”归，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、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——这又是此诗‘隐”与“微”的一面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坐观其变，而不为之所，则恐至於不可救；起而强为之，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。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，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，以求成大功；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，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。

　　天下治平，无故而发大难之端；吾发之，吾能收之，然后有辞於天下。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，使他人任其责，则天下之祸，必集於我。

　　昔者晁错尽忠为汉，谋弱山东之诸侯，山东诸侯并起，以诛错为名；而天子不以察，以错为之说。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，不知错有以取之也。

　　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。昔禹之治水，凿龙门，决大河而放之海。方其功之未成也，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；惟能前知其当然，事至不惧，而徐为之图，是以得至於成功。

　　夫以七国之强，而骤削之，其为变，岂足怪哉？错不於此时捐其身，为天下当大难之冲，而制吴楚之命，乃为自全之计，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。且夫发七国之难者，谁乎？己欲求其名，安所逃其患。以自将之至危，与居守至安；己为难首，择其至安，而遣天子以其至危，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。

　　当此之时，虽无袁盎，错亦未免於祸。何者？己欲居守，而使人主自将。以情而言，天子固已难之矣，而重违其议。是以袁盎之说，得行於其间。使吴楚反，错已身任其危，日夜淬砺，东向而待之，使不至於累其君，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，虽有百盎，可得而间哉？

　　嗟夫！世之君子，欲求非常之功，则无务为自全之计。使错自将而讨吴楚，未必无功，惟其欲自固其身，而天子不悦。奸臣得以乘其隙，错之所以自全者，乃其所以自祸欤！

　　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，立意新颖深刻，高远幽邃。治国之策，行事之则；爱民之心，嫉恶之恨；他人之思，自我之省，都别出新见，发人之所未见，启人之所未思。晁错曾提出“削藩”建议，后被汉景帝所杀。“晁错之死，人多叹息”，苏轼却翻空出奇，以独特的视角，一家之言，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，提出了仁人君子、豪杰之士应“出身为天下犯大难，以求成功”的主张。

　　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：“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”起句看似虚写，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。接着，作者便围绕“患”字，从“坐”、“起”两方面进行分说。“坐观其变”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，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；“起而强为之”而不等待时机，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。作者说的“起而强为之”，暗指晁错的削落。下面，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。引出“仁人君子豪杰之行”的作为，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。用“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。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。”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、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，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。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，是作者论说的中心。在此处，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：“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”，上承“起而强为之”;“苟以求名者”，下启“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”。后面，“天下治平”几句，暗写景帝时的“七国之乱”；“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”几句，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。因此，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，但却句句在写晁错。抽象中有具体，虚写里含实写，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，又让文章排宕开闺，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。

　　第二段，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，由隐而显。由历史的抽象概说，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。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、晁错继贾谊之后，屡次建议景帝“削藩”。他说诸侯王“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、削之，其反呕，祸小；不削之，其反迟，祸大。”汉景帝用其策，于是出现了“七国之乱”。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，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。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，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“有以取之也”，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、不同凡响。

　　第三段，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，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，先提出“古之立大事者，不唯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。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、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，提出“事至而不惧”、“徐为之所”才能使大事成功，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。

　　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，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，行文也变得曲折。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。“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，其为变岂足怪哉！”苏轼认为“削藩”应该逐步进行，徐为之所”，而不应“骤削之”，骤削则必然导致“七国之乱”，这便是“无故而发大难之端”。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，所以能成大业，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，力挡大难，击溃七国，反而临危而逃，“使他人任其责”，那么“天下之祸”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。文章至此。所议之事、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，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、由暗而明。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、由平易而近汹涌。紧接着，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，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。“且夫发七国之难者，谁乎？”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，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，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，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。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“己欲居守，而使人主自将。”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，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。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，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，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。“使吴、楚反，错以身任其危，日夜淬砺，东向而待之”，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；“使不至于家其君。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”，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。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。

　　最后一段，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，在感叹历史之时，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，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。

　　作者生活时代，治平已久，文恬武嬉，积贫积弱，作者思治，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。起首议论雄深浑徽，有很强的针对性。全篇文章由虚而实，由实而气势滔滔，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，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此词是一首艳情词，写抒情主人公对在宴会上所遇舞女的爱情。上片写其人其境，营造出惝恍飘忽，扑朔迷离的意境；下片写自己的感受，性灵流露，雅而不俗，余味深长。全词造句自然，意不晦涩，语不雕琢，随手写来，妥贴停匀，足见作者的学识之厚与感情之富。

　　司马光不以词作著名。然而，北宋词风甚盛之时，一些名臣如韩缜、韩琦、范仲淹都能事业之余写出很好的词，司马光也不例外。他的词作不多，遗留下来的只有三首，多系风情之作。其词不加虚饰，直抒胸臆，继承了“国风好色”、“《小雅》怨悱”的优良传统。此词中的“相见争如不见，多情何似无情”，即是写情的佳句。这说明，司马光并非假道学，而能表达真率的感情。

　　上片写宴会所遇舞妓的美姿，下片写对她的恋情，开头两句，写出这个姑娘不同寻常：她并不浓妆艳抹，刻意修饰，只是松松地换成了一个云髻，薄薄地搽了点铅粉。次两句写出她的舞姿：青烟翠雾般的罗衣，笼罩着她的轻盈的体态，像柳絮游丝那样和柔纤丽而飘忽无定。

　　下阕的头两句陡然转到对这个姑娘的情上来：“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何似无情”，上句谓见后反惹相思，不如当时不见；下句谓人还是无情的好，无情即不会为情而痛苦。以理语反衬出这位姑娘色艺之可爱，惹人情思。最后两句写席散酒醒之后的追思与怅惘。

　　这首小令只幅之内把惊艳、钟情到追念的全过程都反映出来，而又能含蓄不尽，给人们留下想象的余地，写法别致。它不从正面描写那个姑娘长得多么美，只是从发髻上、脸粉上，略加点染就勾勒出一个淡雅绝俗的美人形象；然后又体态上、舞姿上加以渲染：“飞絮游丝无定”，连用两个比喻把她的轻歌曼舞的神态表现出来。而这首词写得最精彩的还是歇拍两句。当他即席动情之后，从醉中醒了过来，又月斜人静的时候，种种复杂的感受都尽括“深院月斜人静”这一景语中，达到了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”的境界。

　　从结构上说，词的上片写其人其境，营造出惝恍飘忽，扑朔迷离的意境，下片写自己的感受，性灵流露，雅而不俗，余味深长。全词造句自然，意不晦涩，语不雕琢，随手写来，妥贴停匀，足见司马光作词虽为余技，却也显示出学识之厚与感情之富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这首词上片写想象中的汴京元夜之景，下片写现实中羁旅穷愁，无法排遣的一种无奈心情。上片虚写，下片实写；一虚一实，虚为宾，实为主。

　　首句“闻道长安灯夜好”，“长安”点“都城”，即汴京。“灯夜好”点“元夕”。词题即在首句点出。“闻道”二字，点明都城元夕的热闹景象都是神游，并非实境。不过，这“神游”并不是对往昔生活的回忆，也不是对于期待中的未来的憧憬，更不是梦境，而是在同一时刻对另一空间的想象，即处凄冷之境的“江南憔悴客”对汴京元夜热闹景象的想象。摆脱现实的束缚，按照自己潜在的心愿作几乎是无限的发挥。“雕轮宝马如云”毛滂这一句极言“雕轮宝马”之多（“如云”）。词人把都城元夕的繁华景象描摹尽致。但是，这一片繁华都只是词人想象的产物，首句“闻道”二字点明了这一点。上片越是写得繁华热闹，则越是反衬出下片凄清冷寂的尴尬之状。下面三句词人把汴京元夜从地上移到了天上，以想象中的仙境喻都城元夕的盛况。“蓬莱清浅对觚棱”是描写汴京元宵之夜宛如神仙境界。“玉皇开碧落，银界失黄昏。”“碧落”，犹碧天。“玉皇”句中的“开”字启人想象。言“开”，则“碧落”原是“闭”着的，只是在上元之夜，玉皇才将原是“闭”着的“碧落”“开”了。“碧落”既“开”，则天上的星儿、宿儿便纷纷下落，使“银界失黄昏”了。词人的写法无非是把人间的皇帝搬到了天上，以在想象中染上一层迷离恍惚的色彩，使帝京元夜在词人的表现中更加热闹罢了。

　　下片首句，“江南憔悴客”是作者自指。“谁见”，设问之辞，意即无人见。特指作者自己深深思念的妻子反不知自己待罪客舍的窘境。这一句，以设问的口气写出了自己的孤寂。“谁见”二字还将读者（也使作者自己）从想象中的繁华景象拉回到凄冷的现实中来。“端忧懒步芳尘”，这是写闺中人对那元夜的繁华早已失去了兴趣，毛滂词中的闺中人则无须去“寻”，她知道自己的丈夫远在千里之外，乃“懒”去那元夜繁华之地。她只在闺房中，在“小屏风畔”，独对薰香袅袅，薰香则渐冷而凝。一种无奈之状展现在读者眼前，像是一幅画得极高明的《闺中夜思图》。这种描写，只是词人的设想，但是设想闺中人在思念自己，也就更深刻地表现了自己在思念闺中人。“酒浓”句，词人从对闺中人的思念中回到现实中来。上元之夜，本应是欢乐之夕，而作者自己却处在待罪羁旅、凄冷孤寂的心境中，去消受那本不应如此凄清的元夜之夕。“春梦”只能于“酒浓”时去做。而酒并不能真的解忧，它只是使人于麻醉中暂时忘却而已。结句“窗破月寻人”，写词人孤寂一个，只有元夕之月伴春梦之人。“寻”字，以人拟月。这位“江南憔悴客”，待罪羁旅，没有人去“寻”他，只有月从客舍的破窗隙中来“寻”，越显其孤独寂寞，心情已从凄冷变成凄苦了。

　　这首词以乐景写哀情，将词人羁滞异乡、困顿潦倒、憔悴不堪的苦境与悲怀抒写得缠绵悱恻 。然而，尽管词人满怀苦情，却又以飘逸秀雅的笔调抒写内心的情怀，使全词充满了潇洒风流的情致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此词开头是回忆。十年以前，这期间，多少人生况味，他只以“月白风清”四字概括。“月白风清”四字，色调明朗，既象征处境的顺利，也反映心情的愉悦，给人的想象是美好、广阔的。至“忧患凋零”四字，猛一跌宕，展现十年以后的生活。种种不幸，他仅以“忧患凋零”四字概之，以虚代实，更有千钧之力。接着以“老去光阴速可惊”，作上片之结，语言朴质无华，斩截有力。“速可惊”三字，直似从肺腑中发出。

　　此词下片承前片意脉，有如藕断丝连；但感情上骤然转折，又似异军突起。时光的流逝，不幸的降临，使得词人容颜渐老，但他那颗充满活力的心，却还似从前一样，于是他豪迈地唱道“鬓华虽改心无改”！他是把一腔忧愤深深地埋藏心底，语言虽豪迈而感情却很沉郁。

　　这里，词人久经人世沧桑、历尽宦海浮沉的老辣性格，似乎隐然可见。以纵酒寻欢来慰藉余年，其中渗透着人生无常、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。词中接下去就说“试把金觥”。本来就有销愁的意思；但此词着一“把”字，便显出豪迈的气概。

　　结尾二句紧承前句。词人手把酒杯，耳听旧曲，似乎自己仍陶醉往日的豪情盛慨里。这个结尾正与起首相互呼应，相互补充。这里，词人说“旧曲重听，犹似当年醉里声”，便补足了前面的意思，首尾相应，运转自如，于是便构成了统一的艺术整体。曲既旧矣，又复重听，一个“旧”字，一个“重”字，便把词人的感情和读者的想象带到十年以前的环境里。